江宁织造官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七月二十三日病逝，他身后留下了巨额亏欠，其同时负责的江宁织造衙门亏空9万余两白银，兼任的两淮巡盐御史任上亏空23万多两白银，合计白银32万余两。据他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向康熙皇帝汇报，曹寅临死前跟他说：“无资可赔，无产可变，身虽死而目未瞑。”
经查史料，康熙五十一年江南地区物价低廉，最好的米每石只要8钱银子，当时曹寅所亏欠钱款可以购买40多万石上好大米——按照当时“一石”为现在180斤来换算的话，即为7200万斤上好大米——如按现在市场上优质大米一斤3元人民币再折算的话，也就是说，曹寅离任（病逝）时共亏欠了2.16亿元人民币。
江宁织造博物馆建筑外观，图片来源：人民网
曹寅有如此巨额亏欠，康熙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？
一是康熙皇帝同意曹寅的大舅子李煦的请求，即替妹夫曹寅（已故）担任下一任两淮巡盐御史，干满一年，将代理盐政任上的经营利润除了缴纳国库指标外，多余部分用来为曹寅补缴亏欠。康熙皇帝在奏折上批示同意李煦的提议，同时告诫他要说话算话，“惟恐日久尔若变了，只为自己，即犬马不如矣”！
二是对曹寅不治罪，反而赞赏。如曹寅儿子曹颙所说“故父（曹寅）名节得荷矜全”。康熙皇帝一锤定音，给曹寅一个盖棺论定：“曹寅在织造任上，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，且自督抚以至百姓，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。”——不仅充分肯定曹寅的业绩，而且让他的儿子曹颙继续担任江宁织造官。
康熙皇帝亲切接见了曹颙，让他回去重新将康熙南巡期间驻跸江宁织造府时，曹寅为迎驾所费工程款再细细核算一遍，看还有什么遗漏未报的，再补充报销。与此同时，康熙皇帝还给了曹颙一个“大皮夹子”——3万两白银，让他将曹家向私人借的一些借款还了，所欠公款无需曹家费心补还，由两淮巡盐账上拨还。
那么，康熙皇帝对亏欠了巨额公款的曹家为何如此容忍呢？
首先，康熙皇帝与曹家关系极其密切。
密切到什么程度？曹寅的父亲曹玺作为内务府包衣（全称是“包衣阿哈”，在满语中即家奴的意思），在康熙皇帝出生之前就是皇宫侍卫，深得皇室信任。康熙皇帝出生后，曹寅的母亲孙氏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保姆，这使得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曹寅比康熙皇帝小4岁，16岁时就在康熙身边伴读当差。有了这些原因，康熙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曹家格外厚爱，从康熙二年（1663）起，曹家三代四人曹玺、曹寅及其儿子曹颙、曹頫先后担任内务府的江宁织造官。并且，曹寅还与大舅子李煦从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开始轮管国家重点税收之一的两淮盐务，十年之中四任巡盐御史。康熙皇帝六次巡视江南，曹寅五次承办接驾大典（四次在江宁接驾，一次在扬州接驾），所受到的信任与器重远远超过地方督抚。
据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，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第三次南巡时，康熙皇帝从杭州回程江宁，驻跸曹家，年将五十的康熙皇帝见到曹寅的母亲——那位从小抱他、照顾他的“嬷嬷”时，感慨万端地说：“此吾家老人也！”还亲自写了“萱瑞堂”匾额赠送给“嬷嬷”。
所以，康熙皇帝同曹寅，虽然最主要的是君臣、主仆关系，但其中也有类似亲人的“家人感情”。
江宁织造博物馆，图片来源：人民网
其次，曹寅无论是在苏州织造、江宁织造，还是两淮巡盐御史位置上，都曾肩负着很多与本职岗位毫不相干的任务。
江宁织造说来是内务府的一个外派机构，负责织办皇宫和官用的绸缎布匹，实际上，它更多地承担了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，以及充任皇帝在江南地区的耳目，随时随地地将南方的各类信息以密奏的形式报告皇帝。当时正是清王朝蓬勃向上发展时期，但也暴露出了很多矛盾，作为历史上有为君主的康熙皇帝更是极其关注经济、文化都很发达而被清政府较迟占领的江南地区，他必须有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安插在这里。
一个从小就跟他关系密切，而且经过忠诚考验，能力也很强的曹氏家人，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个角色。曹氏三代人尤其是曹寅，不仅与康熙皇帝是同龄人，甚至是叼一个奶头长大，在一起读书，文武兼备，青年时期就深得康熙皇帝信赖和赏识，兼之曹寅文化造诣很深，喜好文艺、爱好藏书，又精通诗词、戏曲和书法，与多才多艺的康熙皇帝有共同语言，如此一来，曹寅的角色就不止是“眼线”了，甚至可以说，他成了康熙皇帝处理江南事务的一个“助手”。
史料也充分证明，曹寅在世时对江南地区的文化、经济乃至政治都有重要影响。甚至有研究者认为，曹寅是康熙设在江南地区的“统战”负责人。
再次，曹寅亏欠的巨款，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他贪为己有。
无论是五次承办南巡迎驾大典，还是做江南广大地区的“统战工作”，或者完成一些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员甚至朝中权贵们交办的额外差使，明的暗的，这些都需要花费大笔银子。
经请示康熙皇帝，曹寅曾在江宁织造府署修整西花园，工程颇大，耗资不少，据故宫博物院一件明清档案显示：“曹寅在西花园修建房屋、挖河、堆泊岸等项工程，共用银十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七两九钱七厘……依照修建工程核算，实际用银多出八百六十六两余。再，修建房屋、亭子、船只、雨搭、帘子等项，又用银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余。”——光一个西花园的工程就花费了大约19.5万两银子，由此类推，五次承办迎驾大典的开销应该是个天文数字！
对于这些，精明过人的康熙皇帝当然一清二楚，所以他让曹寅和李煦轮任“两淮巡盐御史”这个肥缺，希望他们能慢慢堵上亏欠“漏洞”。据李煦自己汇报，两淮盐务扣除应缴国家税收外，一年的纯收入通常为55万—56万两银子。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两淮盐务的实际纯收入为58.6万两。其实，两淮盐务的实际年纯收入还有不小的空间。
清内务府画师绘并交江宁织造置办的帝后朝袍图、朝褂图、披肩领图，图片来源：人民网
有个历史细节不容忽视。
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）八月，康熙皇帝曾对心腹大臣说：“两淮盐课原疏内，止令曹寅、李煦管理十年，今十年已满，曹寅、李煦逐年亏欠钱粮，共至一百八十余万两。”——这是康熙皇帝的心中实数。然而，耐人寻味的是，之前两江总督噶礼曾经密奏康熙皇帝，“欲参曹寅、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”。噶礼既然敢在奏折中向皇帝说出这个亏欠数字，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。但是，康熙皇帝不许他公开参劾曹寅、李煦，于是两人亏欠300万两银子的说法不了了之。
如上所述，曹寅去世后，康熙皇帝认定曹寅与李煦管理两淮盐务十年间的亏空为180万两，皇帝金口玉言，再说皇权家天下，皇帝说多少就是多少。
康熙皇帝是个极其睿智的“明君”，他将曹寅、李煦的十年盐务亏欠减去120万两，也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因为他最清楚，曹寅、李煦为皇帝、皇家花去的巨额银子无法列出完整账目，有些即便有个粗账，但也无法报销，如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十一月内务府在盘点旧账时自己查出来：曹寅为迎驾修整西花园的195349两银子没有给他报销！如果再细查的话，这样的账目肯定还有，但是内务府的账目实在是一笔糊涂账，这一点，康熙皇帝自然心知肚明。所以说，他给曹寅、李煦“减”去120万两银子的亏欠，也不是毫无来由的。
曹寅亏欠了巨款虽然在康熙朝安然无恙，但是到了雍正六年（1728），曹寅嗣子曹頫终因经济亏空、骚扰驿站、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抄家。此后，曹家迅速败落，子孙流散。
